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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物建筑修壞了,比不修更糟糕

來源:晰數塔互聯網快訊 時間:2019年04月26日 18:00
文物建筑修壞了,比不修更糟糕

頭圖來自:東方IC,本文來自微信公眾號:大家(ID:ipress),作者:十一貝子

戴皮帽的猴子

4月15日巴黎圣母院燃起大火,令全世界深感痛惜。法國總統馬克龍在第一時間宣布將對這座哥特式教堂進行重修,各國專家紛紛獻計獻策,引發了公眾對于文物建筑修復問題的進一步關注。

《戴荊冠的耶穌》壁畫修復先后對比

由此聯想到西班牙東北部有一個名叫博哈拉的小鎮,鎮上的桑圖亞里奧·德·米塞里科迪亞教堂中保存著19世紀畫家埃利加斯·加西亞·馬丁內斯所繪的《戴荊冠的耶穌》壁畫,筆法細膩傳神,在美術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因為當地氣候潮濕,壁畫出現斑駁脫落現象,文物部門四處籌集資金,并聘請專家前來修復,卻發現這幅傳世名畫已經被改繪成一幅變形的卡通畫,人物面容好像一只猿猴,原本耶穌頭上樹枝編織的荊冠變成包著耳朵的皮帽,仿佛穿越版《西游記》的插圖。如此珍寶慘遭毀容,全鎮一片嘩然。

這個戲法不是孫悟空變的,而是一位81歲高齡的老婦塞希莉婭·希梅內斯好心所為。

老太太看見壁畫破損,著急上火,自掏腰包買了畫筆和顏料,直接闖進教堂對原作大肆涂抹,完成了這幅令人啼笑皆非的杰作。

此事轟動一時,居然為默默無聞的小鎮吸引了大批游客,“戴皮帽的猴子”形象被印在各種紀念品上,十分暢銷,也算對當地的經濟發展有所貢獻。

但被破壞的壁畫如何重新恢復,仍是文物專家所面臨的棘手難題。

這個故事說明一個淺顯的道理:文物建筑不是誰都可以修的。類似老太太這種行為,既是法盲,也是文盲,會對文化遺產造成難以挽回的損害。

遼寧綏中小河口長城修復前后對比

進入網絡時代以來,文物建筑保護逐漸成為公眾普遍關注的對象,特別是一些修復工程屢屢成為熱議的焦點。

前幾年有一位在山西古寺中從事壁畫修復工作的姑娘的微博迅速走紅,卻有人指責其修復方式是對古代壁畫的破壞,不比西班牙老太太高明多少。

有“最美野長城”之譽的遼寧綏中縣小河口長城修成抹平的山道,其照片被網友曝光后,引發激烈爭論。

又有媒體報道安徽鳳陽明中都城墻維修工程存在“野蠻施工”現象,直接導致政府主管部門的介入。山西大同古城的重建工程更是一直處于輿論的漩渦之中。

毫無疑問,這種社會關注是巨大的進步,對于文化遺產保護有很好的監督和促進意義。

修還是不修,是個問題

不過,對于公眾而言,除了熱情而外,多了解一點關于文物建筑修復的知識也很有必要。

歷史上人類建造過無數的建筑,隨著時間的流逝,絕大多數都已經灰飛煙滅,只有少數能夠幸存下來,成為文物建筑。

這些建筑經歷了各種各樣的磨難和考驗,自然界的地震、洪水、潮氣、蟲害、風化以及人類社會的戰爭、縱火和其他許多有意、無意的破壞行為都會造成殘損,難免傷痕累累,亟待修復。

古埃及、波斯帝國和古希臘、古羅馬都曾經有意識地對一些古老的建筑物進行保護和維修,例如金字塔、神廟和宮殿,但往往是隨意的自發舉措,并未形成完整的體系,更多的古跡依然不斷遭到破壞。

在歐洲中世紀,包括羅馬大競技場在內的大量古典建筑成為采石場和原料基地,被挖得千瘡百孔。

現代意義上的文物保護事業發端于文藝復興時期。

人文主義學者重新認識古典時期的燦爛文化,推崇文物建筑的藝術價值,羅馬教皇頒布了古跡保護的法令,委任“畫圣”拉斐爾為首位文物保護官。

許多文物建筑得到修復,并逐漸成為一項專門的工作。18世紀以后考古學突飛猛進,越來越多的古建筑被發現,同時也出現了很多新的科技手段,進一步推動了文物建筑修復事業的發展。

文物建筑修復看上去很酷,其實是一項專業性極強的精細活,涉及勘察、研究、設計、施工、監督、管理以及后續維護等多個環節,包含木、石、土、磚、瓦、油彩等不同材料,需要建筑、結構、考古、美術等不同專業工作者的合作參與,復雜而艱苦。

通常而言,修一座老房子所耗的人力、物力遠遠超過蓋一座新房子,所需工期也長得多。

就文物建筑的修復思想而言,在18世紀末至19世紀中葉歐洲已經形成了三個主要的流派。

法國作為當時歐洲文化中心,提倡“風格派修復”,力圖將文物建筑從殘損狀態恢復到鼎盛時期的原貌,追求純潔而統一的風格。

這種方式具有強烈的理想主義特點——很多古建筑歷經不同時期的改建與修繕,實際上其初始面貌早已難以辨別,因此在實施過程中往往憑借修復者的主觀想象來強求完美,武斷地拆除舊物,添加新物,結果很可能會對古跡造成種種新的損傷。

1844~1864年,由建筑師維奧勒-勒-杜克(Viollet-le-Duc)主持的巴黎圣母院重修工程正是“風格派修復”的代表作,奠定了這座教堂的現存面貌,影響很大,但在當時即已受到較多的質疑。

巴黎圣母院

英國是世界上第一個進入工業化社會的國家,一度熱衷以類似“風格派”的方式來修復境內的哥特式教堂,但很快遇到更多的反對意見。

以約翰·羅斯金(John Ruskin)和威廉·莫里斯(William Morris)為代表的理論家倡導“反修復運動”,認為歷史建筑神圣不可侵犯,所謂“完美的修復”實際上是以虛假的手法來毀滅真正的文物。

約翰·羅斯金畫像

羅斯金還提出,對古建筑只能小心維護保養,不能施加任何物質性的修繕和干預,寧可讓它有一天壽終正寢,也不能以虛偽的替代品軀殼茍活于世。

受此觀念影響,很多英國學者推崇“廢墟之美”,最大限度地尊重歷史的真實,甚至贊美“詩意般的死亡”。

這種理論實際上放棄了一切積極修復的行為,未免過于保守,走向了一個極端。

莫里斯的觀點對此有一定的修正,認為可以采用“保護性整修”的方法來替代“修復”,將真實的歷史遺跡原地保存,加強日常維護,適當加以修繕,但絕不是為了恢復到某個歷史樣式,而是為了防止進一步的破壞,其間不能采用任何新的材料和工藝。

在很長時間里,法國的“風格派”和英國的“反修復派”各執一端,爭論不休。

一些學者開始思考二者的得失利弊,認為前者過于主觀妄為,后者過于消極無為,文物建筑修復需要找到更合適的方式,于是以意大利為代表的“文獻式修復”理論隨之興起。

文獻式修復

意大利是古羅馬文化的發源地,擁有全歐洲數量最多的古建筑,1861年正式建國后成為西方文化遺產保護的中心。

這一學派借鑒語言文獻學的理論,將古建筑視為記錄歷史信息的某種文獻,是社會史、文化史的重要見證,其“原狀”不僅包括最初建造時的狀態,也包含后世添加的各種信息。

修復的目的是維持其物質性的存續以避免消亡,在修復之前需要先作認真的勘察和分析,在修復過程中不能片面追求“純凈而統一”的歷史原貌,更不能憑想象去編造已經缺失的部分,而是尊重其一切實物原形,包括殘損狀態。

這種理論認為可以采用新的材料和技術,但新添加的部分必須與舊物嚴格加以區分;同時盡量保護其原有的自然環境和人文環境。

羅馬古城中的很多歷史建筑采用這種方式進行修復,無論萬神廟那樣的完整巨構還是卡拉卡拉浴場那樣的殘垣斷壁都得到科學而有效的保護。

“文獻式修復”是文物建筑修復理論新的里程碑,經過長期實踐檢驗之后,逐漸成為當今世界文化遺產保護工作的主流。

1964年5月第二屆歷史古跡建筑師及技師國際會議在意大利威尼斯召開,通過了《國際古跡保護與修復憲章》,此即著名的《威尼斯憲章》,共分6節16條,明確了歷史古跡的定義,強調保護與修復古跡的宗旨是“把它們既作為歷史見證,又作為藝術品予以保護”;

其保護與修復“必須求助于對研究和保護考古遺跡有利的一切科學技術”,而修復過程是“一項高度專業性的工作,其目的旨在保存和展示古跡的美學和歷史價值,并以尊重原始材料和確鑿文獻為依據。

一旦出現臆測,必須立即予以停止。此外,即便如此,任何不可避免的添加都必須與該建筑的構成有所區別,并且必須有現代標記”。

應該說,《威尼斯憲章》實際上完整體現了意大利“文獻式修復”理論的基本思想,至今仍被視為全世界范圍內最重要的文化遺產保護準則。

后來,國際遺產保護組織又通過了一系列的憲章、公約和宣言,進一步完善了文物建筑保護與修復的體系。

同時,世界各國均有文物建筑保護方面的立法,有相應的專業工作者、研究機構和民間組織從各個層面推動文物保護和修復事業的開展。

中國實踐

中國雖然是歷史悠久的文明古國,但長期以來并不將建筑視為文物,古人往往喜歡拆舊建新,以“重修廟宇,再塑金身”為榮,相對缺乏對陳舊古建的尊重。

直至民國時期,才出現真正意義上的文物建筑保護組織和相關修復實踐,但在當時混亂的時局背景下,難以有效開展相應的工作。

新中國成立后,國家重視文物保護工作,建立了文物普查和登記制度,頒布一系列的法律法規,培養了大量的專業人員,對許多古建筑進行了保護和修復。

但由于政治運動和經濟建設的沖擊,很多珍貴的古跡遭到毀滅,同時在保護和修復過程中也存在著許多問題,仍然需要不斷反思和改進。

中國當前的文物建筑保護工作已經與國際接軌,并受到《威尼斯憲章》等準則的重要影響。就修復而言,通常需要遵循以下幾條重要的原則:

第一條是“最小干預原則”,即盡量保持建筑物的原狀,保留其原有構件,用最少的添加物和最簡單的技術手段來延續文物建筑的生命,而不是將其修復得完美無缺。

對此著名學者梁思成先生有一個很好的比喻,說文物建筑修復就好像是為一位生病的老人做手術,目的是讓他“延年益壽”,并非讓他“返老還童”。

第二條是“可讀性原則”,意思是文物建筑的所有信息都應該是可辨別的,其各種歷史構件及其存在狀態都是真實的,殘缺的地方盡量不加填補,新添加的構件與原物有明顯區別。

古建筑經過時光的洗禮,必然存在種種斑駁傷痕,其陳舊之感往往別有一種滄桑之美,類似青銅器上的銹跡或家具上的包漿,只要不影響其存續,都應該加以保留。

如果將它們修得煥然一新,就好像將青銅器打磨得一片光亮,喪失了原來可讀的歷史信息。

第三條是“可逆性原則”,指在文物建筑修復過程中采用的各種手段,包括支撐物、附加物,都應該是“可去除的”,不能對文物本體造成新的損害。

文物不可再生,一旦損壞即無法挽回,既然任何修復手段都不能保證絕對正確,那么至少應該保留日后糾正的可能性。

在實際工程中,這些原則未必都能得到很好的貫徹。

很多古建筑維修工程仍然企圖恢復其藝術風貌的完整性,往往將后世改建、修繕的痕跡抹去,將之復原到某個“完美”狀態。

其理念類似法國的“風格派修復”,典型例子如山西五臺南禪寺大殿被重新改成唐代樣式,福建福州華林寺大殿將清代所建外廊拆除,看似重現純凈的唐風宋韻,卻犧牲了大量有價值的歷史信息。

又如很多古建筑在維修時使用不可逆的環氧樹脂和水泥,雖然能起到一定的保護和加固作用,但往往外觀效果不佳,而且會引發新的破壞,不少古塔的基座用水泥填充后就出現開裂現象,而且難以消除。

山西五臺南禪寺大殿修復前后對比

同時必須承認,中國古建筑大多以木結構為主,與以磚石體系為主的西方古建筑存在較大差異,某些國際準則在實踐中也會遇到水土不服的問題。

例如有專家提出木構件容易糟朽,很多時候拆散落架、替換舊構件和重新粉飾彩畫是必要的,不可能完全維持原物原狀;某些后世改建、添加的東西并無價值,且對文物建筑有所損害,并非不可去除。

這些觀點在行業內也頗有爭議,只能具體問題具體分析,難以一概而論。

現在如果要在中國修一座文物建筑,大致程序是這樣的:先由相應的文物主管部門委托專家對建筑進行詳細的勘察和研究,考證其歷史沿革,評估其歷史價值、文化價值、藝術價值,發現其存在的各種殘損和病害問題,然后設計維修方案,在由專門的施工單位組織施工。

其間每一個設計環節和施工環節都必須符合《文物保護法》以及相應的法規、條例,由文物部門組織評審、監督和驗收,所有參與的工作人員、機構和單位都必須具備相應的資質。

這套體系本身是相當完整嚴密的,但在執行過程中卻難以做到毫不打折。

除了文物部門已經確定的一定級別的文物建筑之外,還有很多歷史建筑并不在文物保護單位名單之內,特別是一些破舊的民居、廠房,通常還在使用之中,或需要改造后另作他用,對其修復既要參照一些通行的準則,也要考慮其實際功能,難度很大。

一點反思

近幾十年來,中國有很多文物建筑修復的成功案例,比如早年的西安小雁塔,近年的故宮乾隆花園倦勤齋,都堪稱經典樣板。

陜西西安小雁塔

北京故宮倦勤齋室內戲臺

但更多的項目存在著各種各樣的缺點,甚至完全失敗。

究其原因,除了設計者本身的水平局限之外,還有主政官員的錯誤指揮、施工周期太短、資金問題、施工人員操作不當、缺乏有效的管理和監督等等;

比如某位高層領導隨口提出的“重回盛唐氣象”或“再現金碧輝煌”之類的指示,往往被奉為修復工作的圭臬,全然不顧這其實是一句外行話;

很多修復工程時間卡得很緊,經常要趕在某個日子完工以作“獻禮”(與此相反,希臘雅典衛城修了幾十年,直到雅典奧運會后十幾年仍未結束);

項目既可能因為資金不足使用廉價材料和錯誤工藝,也可能因為資金太充裕而導致維修過度;施工人員常常是工程中的薄弱環節,一些頻頻發生的“野蠻修復”多數是施工不當的結果。

要想根治這些問題,首先需要進一步完善相關的程序,減少行政干預,嚴格按照文物建筑修復的科學規律做事,提供合理的資金和時間保證,嚴格監管,同時也有待于專業人員素質的提高和全民保護意識的培養。

“戴皮帽的猴子”和國內的許多失敗案例都告訴我們,在很多時候“修壞了”比不修的后果更為惡劣,會留下難以彌補的千古遺憾,不可不慎。

隨著科技發展,未來一定會找到更多更好的方法對文物建筑進行修復,相關理念也可能出現新的變化,但最需要普及和提升的,依然是對于文化遺產的敬畏和珍愛之心,以及嚴謹科學的工作態度。

本文來自微信公眾號:大家(ID:ipress),作者:十一貝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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