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業背后的小人物故事，讓我看到了世界的另一面

本文來自微信公眾號：商業江湖（ID：shangyejianghu），作者：盧或者（曾做過遠洋船員、石油銷售和商業記者的媒體人），原文標題：《優圖實驗室，天貓雙十一和阿里云，商業背后的小人物故事》，頭圖來自：視覺中國

一

2021年11月中，我接到一個陌生電話，對方用家鄉話問我是不是在上海？他說他是李宇。李宇和我同村，比我大幾歲，我們交集不多近十年沒有聯系。

他說疫情之后老家很難找工作，于是他和中介公司簽訂合同，應聘了上海某工廠的“短期工”——工期三個月的流水線工人。一周前他們坐著工廠包的大巴車從河南新鄉一路封閉式運送到上海，現在他在金山的一個工廠給我打電話。

寒暄幾句后他支支吾吾地說，他有些擔心中介公司會騙他工資。

他在這里做短工，一個月工資約8000元。但工作時每月只發放4000，剩余的4000要等到3個月工作期滿后一次性發給他，但這個承諾并沒有寫進合同里，都只存在于微信聊天記錄中。

“我保留了全部的聊天記錄，聽說打官司的時候這個也可以當證據？”他問我，如果中介不給他錢，拿著這些聊天記錄能不能“告他們”？

我說，這種法律問題，我也不太懂。

頓了下，他說：“聽說你在上海做記者，如果這些中介機構騙我們，你能不能寫點兒東西曝光他們，幫我們去要錢?！?/p>

我說，我主要做商業報道，社會新聞不專業，但我可以找人問問。

他有些失望地“哦”了兩聲，又客氣幾句就掛了電話。隨后我找了一些法律援助、維權律師的聯系方式推薦給他備用。

他回復說，到時候再看吧。

我安慰他說，上海是一個講規則的城市，應該沒什么問題。

半個月后，因為一個稿件我采訪某互聯網公司的一個實驗室，他們和我介紹如何用人工智能檢測iPhone配件上的缺陷——AI模型可以在4秒內完成幾微米的缺陷檢驗，而同樣的工作，即便熟練的工人也需要40~60秒才能完成。

在解釋AI效率的時候，實驗室的工程師說，作為蘋果手機供應鏈企業，這些工廠的生產節奏要匹配iPhone的發布周期。以蘋果每年9月發布新機的時間倒推，發布前3~6個月是這些工廠的生產高峰期，供應商生產，組裝廠備貨，蘋果方驗收，而iPhone發布3~4個月后就會進入穩定期，這些工廠的生產規模逐步回落。

所以iPhone的生產過程是一個以月為單位的“潮汐式生產過程”。

這種生產方式給招工帶來了極大的困難——工廠會招聘大量的3個月短期工來應對生產高峰。

但短期工并不穩定，工人們對這3個月的工作也不太看重，很多人在入職一兩周之后就辭職走人。為了穩定工人，工廠會和勞務公司簽訂合同，明確只要工人中途不離職，三個月后廠方會給中介公司一筆獎金。但很快，這種獎金就演化成中介招徠工人的手段，中介將這筆獎金拿出一部分來激勵工人，約定員工只需要做三個月就可以離職，通過這種操作把平均工資拉高。

這個工程師和我解釋說，你看，當時為了穩定工人工作的獎勵制度，最后反而成為催生工人3個月就離職的誘因。

他說，疫情期間招工困難，這個工廠要從務工大省對口招募，全程封閉轉運?！氨热鐝暮幽闲锣l招工，直接用大巴拉到上海、蘇州的工廠內?！?/p>

我忽然想起了李宇，他說的這些工人不就是李宇們么？雖然李宇不在這個工廠工作，但是李宇的務工模式和這種短工毫無二致。

同時我突然明白，為什么李宇認為中介公司在“扣他工資”，實際上這筆錢只是工廠發給中介的“獎金”，中介們也需要等到三個月后才能領取，他們當然沒辦法當月發給李宇。

和工程師聊完，我給李宇發消息，將上述招工邏輯講給他聽，告訴他不用擔心這筆錢，三個月后，工廠和中介結算后，會轉發給他們。我說，“這應該是一種行業慣例，其他工廠也有類似的操作?！?/p>

他很開心地說，明白了。

那一刻我也松了口氣，雖然沒能幫上大忙，但我也給他解答了一部分疑惑，降低了一些顧慮。

同時我從不同渠道、不同角度看到了一個產業的生產邏輯：“果鏈”工廠為滿足“潮汐生產”而招短工，短工流動量大而衍生出兩種變革：

1. AI替代，讓人工智能進入工業生產成為現實；

2. 分離式薪資，工人和中介成為利益共同體，形成新的利益鏈條。

這種站在第三者視角看世界的感覺讓我生出一種滿足感——覺得自己比大部分人更透徹地理解生活和產業。

但，現實無情地嘲諷了我。

兩個多月后的一天中午，李宇給我發消息說，中介未按照約定的比例發放工資，欠了他近萬元，他和工友們已經報警，下午去派出所調解。

幾個小時后，他說調解完了，警察幫他們追討了工資，但中介最終以考勤問題少付了3000元左右的工資。

我說，為啥不給？

他說，唉，這就是中介所謂的套路，沒有辦法。隨后說，臨近年關買票難，他買了下午的車票回家，說以后回家再碰頭吧。

“上海不好待??！”他說。

我不知道說什么好，對著屏幕打了幾段文字，又都刪除了。最后回復一句：“一路平安，代向家人問好?！?/p>

我有些愧疚，覺得自己不僅沒幫上忙，還高估了中介的職業操守，帶著李宇輕視了生活的惡意。

我自認為的透徹其實是一種更深層的淺薄——實際生活遠比我想象的更加復雜。

二

這讓我想起三年前的另一件事。

2019年11月，因為一個“雙11”的選題，我去貴州普安縣西隴村采訪。

西隴村位處貴州省的西南部，藏在綿延的群山之中，從貴陽坐高鐵到這里，一路穿山過隧，窗口光線幾乎有一半時間都被山體遮蔽。同時這也是一個深度貧困村，全村3900多人，當時貧困人口1600多，貧困發生率42.3%。

我的采訪對象是西隴村一個農戶“老伍”，他們家在深山里養殖“烏雞”，再通過電商渠道將雞和蛋賣到城市家庭，那一年“雙11”助力“脫貧攻堅”，電商平臺幫助這些農戶增加收入解決就業，我去村子里了解他們的工作細節。

沒想到，這次采訪給我留下深刻印象的還不是老伍，而是他們的駐村第一書記F書記。F是公安部派駐當地的扶貧干部，一年前他從北京來到貴州普安，計劃在這里工作兩年以幫助當地完成脫貧攻堅的任務。

F帶我走訪了山頂的養雞場，采訪了老伍，工作進展很順利，下午我陪著他一起去半山腰的學校接了老伍的小女兒回家，但在校門口，他被校長堵住了。

校長說：“書記留步，自從縣城開設寄宿學校以后，現在村里的學生越來越少，全校只有1、2、4三個年級，幾十個學生，教育局說要裁撤我們學校，我想問下，剩下的這些孩子怎么辦？老師怎么安置？”

F書記一時也沒有合適的方法，他感慨地說：“是啊，這些1~2年級的孩子都很小，去寄宿學校不方便，這確實是一個很現實的問題，這個事兒我記下，校長你等我兩天，我也向領導匯報討論下，看這個問題怎么解決?！?/p>

校長說，“如果不爭取，西隴村小學可能就此消失了，這些孩子們以后能不能在村里讀書就靠書記了”，說完長嘆一聲關了學校大門轉身離開。

伍家女兒在西隴小學寫的心愿  作者供圖

送孩子回家后，F書記帶我下山和我聊起了學校的事情，他說，山村小學問題確實很讓人頭疼。

“自從縣、市開設了寄宿學校之后，村里的很多孩子都被送到那里去讀書，一個月回家一次，但你也看到這些1~2年級的小孩子實際上不適合寄宿模式，他們生活還不能自理，還需要父母照顧，離開家以后，孩子哭天抹淚，家人也提心吊膽?！?/p>

我說，那為什么孩子們還去寄宿學校而不在村小讀書呢？

F書記說，“這就是問題所在，這大概是縣里或者市里領導拍腦袋想出來的方案，他們覺得這樣能讓貧困山區的孩子接受更好的教育，但他們不知道村里的具體情況，這些孩子去那里讀書是不是適應？他們家人能不能接受？他們都沒有仔細考慮?！?/p>

停了停，F書記又說：“而且我覺得鼓勵孩子去縣城寄宿學校讀書的政策和脫貧攻堅、美麗鄉村的政策相悖。我們這些人下來扶貧，我們的主要任務是什么？我們就是要讓農村變得更好，讓村民在這里安居樂業幸福生活，不要讓大家都一窩蜂地擠到城市里去。農民進城產生一系列問題，空巢老人和留守兒童留在鄉下，而一線城市卻人滿為患，大城市病越來越嚴重。所以我們來扶貧就是要把鄉村建設好，讓農民愿意留在自己的土地上生活。你看現在村子里的道路都硬化了，各種資源也都接進來了，人們的生活水平提高了，有人開始從城市回流鄉村。但現在孩子們卻不在村里上學了，要知道一個沒有孩子的村莊是沒有希望的村莊?！?/p>

他說這話時，太陽正從遠處的山頭落下，一瞬間，暮色四合，山嵐升起，坡道上幾只黃牛停下腳步，對著夕陽仰起頭，長聲哞叫。

貴州的山路 作者供圖

這一幕給我留下極其深刻的印象，我認同他的觀點“一個沒有孩子的村莊是沒有希望的”。我的老家也在經歷類似的變化，村莊空心化、街上只剩下面容滄桑的老人，沒有了孩子的奔跑，整個村莊顯示著落寞的氣氛。這也讓我對“縣領導”的決定感到疑惑，他們為什么不阻止這種情況發生呢？

一天后，我結束了貴州的采訪，去往下一個國家級貧困縣湖南城步。在城步我遇到了當地的一個副縣長L，他也是派駐下來的扶貧干部，在做完既定采訪后我和L聊起貴州西隴村的學校問題，我將F書記的抱怨和盤托給了他——雖然他們不在一個省份，但我想知道同樣身處貧困縣的L是如何看待“沒有孩子的村莊是沒有希望的”這一觀點。我甚至揶揄地想，作為“縣領導”的L縣長會不會接受基層F書記的質疑，承認“鼓勵貧困鄉村孩子到縣城寄宿學校讀書”的做法欠妥。坐在他辦公桌前說這番話的時候我甚至帶著一種“替代基層村官反映困難”的正義感。

但L縣長的回復卻出乎我的意料。他說，讓孩子們到縣城或者鎮里的寄宿學校讀書根本不是縣領導、市領導的鼓勵所能決定的，這是經濟規律決定的——人們就是要離開貧困的山村，到經濟更發達，教育資源更豐富的鎮里或者縣城去讀書學習生活工作，大家都想改變自己或者改變孩子們的命運，這是一種趨勢，是農民自主的選擇。不僅是我們這樣的貧困縣鎮，縱觀中國幾十年改革開放，從東部到西部多少農村孩子一步步進入城市，去追求更美好的生活。他們讀書的時候也是嘗盡艱辛，但他們愿意承受這種苦難，愿意為了追求更好的生活而付出努力，西隴村這些孩子和家長的苦惱也是這種艱辛的一部分，所以是村民們選擇了寄宿學校，而不是任何領導。

L縣長又說，鄉村空心化這個趨勢沒辦法阻擋，那些定居在深山里的村落必定會面臨空心落寞甚至消失的可能。F書記今天在山村扶貧的那些工作，很難改變這種趨勢。當前生活在山村的這一兩代人，他們在村子長大，對山村還有感情，他們愿意在這里繼續居住，但是后一代人還是會離開農村。是的，“沒有孩子的農村是沒有希望的”，所以村子的消亡只是時間問題。

這番話讓我啞口無言，我立刻意識到并不是縣領導不了解基層，實際上他們比基層更了解扶貧的意義也更懂得經濟規律。同時我也為F書記的工作感到一絲悲涼——他復興農村的愿望注定渺茫，大部分鄉村都很難恢復到早前的活力，他所有的努力最多只能讓這些村子消亡的更加舒緩，讓“最后一代農民”更加安靜平和地離開這片土地。

結束采訪，回程路上我反復思考這兩段對話，我感到了國家的復雜，某些時候你認為自己懂得了一些規律明白一些道理，但那或許只是真相的一部分，實際上大部分時候我們都像自己嘲笑的那些人一樣——只是眾多摸象盲人中的一個。

三

我另一次盲人摸象般的經歷也同樣來自兩次對話。

2019年8月，某大廠的云服務延伸到西藏，為西藏阿里地區人民醫院遠程醫療提供云服務。阿里地區惡劣的自然條件增加了這個項目的關注度，這里平均海拔4500米，平均含氧量只有內陸的60%，同時還是國家二類風區，被稱為地球上最像火星的地方。

我出差去了西藏阿里，想采訪一些援藏醫生和醫院領導，寫明白醫療援藏的細節和過程。我選擇一個海歸博士G作為稿子的主角，他是名校博士，美國MD安德森癌癥中心的訪問學者，回國后登上高原，克服各種困難為阿里地區的婦女做“乳腺癌和宮頸癌”篩查，其專業技能和奉獻精神都堪稱楷模。

稿子發布后還受到《人民日報》海外版的關注，人民日報編輯聯系了G博士做了后續報道，大廠官方做了一個長圖來介紹G博士說他《萬里援藏，仗劍天涯》。

不過除了G博士外，這場采訪給我留下深刻印象的還有一個人——阿里中心醫院中醫科負責人劉首壹。

劉首壹生于1990年，天津人，中醫藥碩士。但我第一眼看到他的時候以為他是個藏族人，他皮膚粗糙，面容黝黑，還穿著藏袍和我打招呼。

2016年研究生畢業后他就以志愿者身份援藏，成為阿里地區人民醫院的中醫醫生。他本來對口分配到日喀則，但他覺得那里不夠艱苦“不夠勁兒”，而西藏最艱苦的地區是阿里和那曲，那曲海拔高，阿里路途遠，他們組長向他推薦阿里，說阿里古老而神秘，有神山岡仁波齊，還有古格王朝的遺址。劉首壹自幼喜愛傳統文化，對神山圣湖、古格遺址向往不已，堅定地選擇了阿里。

此后三年，他沒下過高原，沒回過天津，唯一一次休假他也被抽調去拉薩做高考保健醫生，作為志愿者他沒有工資只有生活補助“存不下錢，只是夠花”。

三年里，同期援藏者都陸續離開，唯有他留了下來并續簽了5年的合同，我問他為什么愿意在這么艱苦的環境中繼續工作，他說他想在這里將中醫發揚光大。

他說，他來之前阿里地區沒有中醫，經過三年的努力，他一個剛畢業的研究生在這里建立了中醫科室，他很驕傲。未來他希望能將中醫和藏醫進行結合，他正在研究藏醫里面的“放血療法”，他覺得這些技巧可以運用到中醫體系內，創造一些新的診療手段。

我突然意識到，坐在我面前的這個青年是一個宗師級別的人物，他創造了歷史，他是有史以來第一個將中醫藥帶進阿里的人。

可能不會有很多人關注他在做的這些事情——一個90年出生的青年，正在偏遠的西部邊陲傳播中醫文化，開宗立派的創立了一個新的診療方式，但這又有什么關系呢？劉首壹也不在乎這些，他又簽了5年合同，他決定要把這件事做到底。

采訪最后，我問他去看神山圣湖，古格王朝了嗎？

他說，沒有。他也是后來才知道，受各種原因所限，他無法去這些地方，即便距離很近，他三年也沒能成行。

他說，最接近的一次是路過，當時一名病人需要從阿里轉運到拉薩治療，作為隨車醫生他陪同前往，車子途經岡仁波齊，透過車窗看著高聳入云的神山，他在車上對著神山的方向默默地拜了拜。

說這些話的時候，我覺得他閃閃發光。

而這也是我沒有選擇他作為那篇稿件主角的原因之一——他完美得不真實，這樣純粹的人，很難寫好。

做完這篇稿件后，我們很少聯系，大家回歸各自的生活。

但幾個月前，一個朋友給我講了一個上海分房的故事后，我莫名其妙地又想起劉首壹。

我當時和朋友討論浦東房產，她說她一個朋友家境很好，在浦東某高檔小區擁有兩套房產，和父母住前后樓，經常自己不做飯而去父母家里蹭吃，活得開心富足。

說起這兩套房產的來歷，她說了一個我從未聽過的詞語——“洗戶口”。當年開發浦東她朋友家被拆遷，分了一套房子，隨后他們通過一系列運作將戶籍又轉回外婆的老宅里，十年后，外婆的房子又被拆遷，他們又拿到第二筆補償款，一舉實現了財務自由。這種預先布局利用規則漏洞卡著時間遷移戶籍，重復領取拆遷款的方式就叫“洗戶口”。

她說原本她朋友可以拿到更多的補償款，但第二次拆遷時因為戶籍問題和舅舅家里鬧矛盾，舅舅揭發了自己姐姐，導致洗戶口失敗，補償未能全部落實，所以現在姐弟倆老死不相往來。

她說這樣的事情在當年的拆遷中并不少見，那時候上海拆遷沒有電腦記錄，不像現在會做很多調查，所以部分居民就投機取巧地實現了財務自由。

現在，她的朋友，這個92年的女生已經結婚，成為全職媽媽，日常居家帶娃，自由富足，她說在上海，類似的家庭還有很多。

她說完這些我就突然想起劉首壹了，他們一個在西藏一個在上海，一個要開歷史先河，一個開始享受人生，他們是同齡人，卻有著完全不同的人生走向。

我又想起那個午后劉首壹坐在窗前，閃閃發光的給我講述他在阿里開創了中醫門診的畫面。

李宇和中介、F書記和L縣長，劉首壹和92年女生，新鄉和上海，貴州和湖南，浦東和阿里，這些無數個時間、空間，無數人的行為、選擇、價值觀組成了今天的社會。精英群體躊躇滿志地引領潮流，普通民眾謹小慎微地求取公平；理想主義者將理想視為人生目標，利己主義者將利己當做個人信條。甚至同一個人某些時刻會讓你肅然起敬，另一個瞬間也會讓你嗤之以鼻，這個國家跨度之大，差異之巨令人咋舌。

我又想起那段曾經風靡網絡的愛國語句“你所站立的地方，正是你的中國；你怎么樣，中國便怎么樣；你是什么，中國便是什么；你若光明，中國便不黑暗?！?/p>

我覺得這句話不正確，中國不是我的也不是你的，中國是大家的。

因此，“你所站立的地方，是大家的中國，你怎么樣，中國不見得就怎么樣，你是什么，中國也不可能就是什么？但，你若光明，中國便多一縷微光。”

本文來自微信公眾號：商業江湖（ID：shangyejianghu），作者：盧或者（曾做過遠洋船員、石油銷售和商業記者的媒體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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