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校教授體驗外賣員：是精英凝視還是知識良心？

近日，山東某高校文學院的邢斌老師發表了一篇名為《2022年冬，我在臨沂城送外賣》的文章，又一次引發了全網關于外賣員生活狀況的大討論。

文章記錄了邢教授在去年年底親身體驗送外賣一個月的真實經歷和個人感受，也包含了他對于知識分子信息繭房的反思。

（微信公號@募格學術）

文章發出后，贊賞的聲音是主流，但也有聲音認為邢教授此文是一種“精英凝視”，不僅改變不了現實，還會讓真正的社會底層群體感到不適。

高校教授體驗外賣員生活，到底是精英的凝視還是知識的良心？人們在同情外賣員生存境遇時又為何會陷入到一種道德困境中？

真正的社會改良，或許就蘊含在對這兩個問題的回答中。

錯位的悲憫情結

事實上，外賣員不是第一次受到社會各界的集體注視了。從人物雜志的《外賣騎手，困在系統里》，到體驗送一天外賣的北京人社局副處長，再到送半年外賣寫論文的北大博士，外賣員群體已經成為了一個具有極高輿論關注度的群體。

外賣員在一定程度上代替了農民工在大眾傳媒中的生態位，成為了“社會弱勢群體”的代名詞，而這其中的原因則并不難理解。

互聯網的經濟的發展讓外賣員數量迅速膨脹，而外賣員又幾乎是城市中產階級在日常生活中接觸最多的體力勞動者群體，因而最能符合人們對于所謂“社會底層”的想象，畢竟許多城市居民一輩子也不會近距離接觸幾個工地上的力工或是流水線上打螺絲的產業工人。

因此當知識分子體驗外賣員生活的新聞每隔幾個月就會出現在頭條上并收獲一片贊譽時，有的人便會思考：這種體驗究竟是讓誰的生活變好了？以及，為什么他們不去體驗打螺絲和扛鋼筋？

一些聲音認為這種頻繁見諸報端的“體驗外賣員生活”帶著一種居高臨下的傲慢，因為這種行為會將外賣員塑造成需要被人們憐憫的悲情角色。雖然不一定真的能改善外賣員的生活處境，但的確極大滿足了知識分子自身的情感需求，這也就是所謂的“精英凝視”。

（知乎答主@小源同學）

外賣騎手在本質上其實不過是一份普通工作，甚至可以說是眾多零門檻工作中收入相對較高的一種。在邢教授的這篇文章中，他利用節假日時間在臨沂做外賣騎手，一個月的時間賺取了7000多元的收入。

平心而論，這份收入在三線城市并不算低，不僅遠高于流水線工人和務農者，甚至要高于很大一部分辦公室職員。

因此將外賣騎手塑造成“社會弱勢群體”的行為往往會讓人感到一種錯位感，讓網友懷疑知識分子在動機上不夠單純，在目標上不夠準確，以至于一些人指責他們只是將中產階級自身的精神困境投射到了一類最能引起輿論共情的群體上。

從這個角度來看，邢教授面臨的困境倒是與歷史上的奧本海默頗為相似。

（百家號文章）

這類指責的思路乍看起來有些不太合理，但聯系到社交平臺上“讓專家閉嘴”的輿論導向，又變得可以理解了。

大眾對于知識分子悲憫情結的反感、不信任，是社會分化的突出體現。當人們意識到教授脫下騎手服后依舊是教授，但騎手永遠也做不成教授時，這種“既得利益者應該安靜一點”的聲音就會越來越大。

人們的敏感，讓知識分子作為一個群體再也不能獲得公眾的認可了。當社會分化的問題越來越嚴重時，身處不同群體與階層的人就連看待世界的基本態度都會截然不同。

這當然不是邢教授的問題，這是我們每個人的問題。

同情騎手的道德困境

盡管網絡上有這樣那樣指責邢教授的聲音，但主流的觀點依舊肯定了他的做法，畢竟一個渴望進步的社會需要越來越多邢教授這樣愿意付出實際行動的人。

在眾多社會改良的議題中，改善外賣騎手工作待遇已經算是阻力相對較小的那一類，人們并不需要經過太多思辨就能完成立場的統一。

但阻力較小并不意味著沒有阻力，因為每個人在選擇同情外賣騎手時都將會不可避免地面臨一個道德困境。

人們發現，在造成外賣騎手生存艱難這件事上，似乎我們每個人都是加害者，都是這個復雜系統的重要組成部分。

（邢教授的送單記錄）

生活在城市里的人將24小時外賣視作現代化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得益于發達的基礎設施建設和供應充沛的廉價勞動力，中國的城市居民僅僅只用花幾塊錢就能讓騎手跨越半個城市在30分鐘里送來任何你需要的物品，這在世界上任何其他地方幾乎都不可想象。

這樣的現實狀況，讓我們每個人在同情外賣騎手時都陷入了同一種道德困境。

我們當然可以在口頭上聲援外賣騎手，但我們是否愿意犧牲自己的利益來改善騎手們的生活狀態？例如我們是否可以接受外賣配送時間超過一個小時，且配送費比外賣本身還貴？

大多數人會逃避回答這個問題，因為社會系統的設計已經把每個人在其中的個體責任摘得干干凈凈。

買了房的人會認為自己已經繳納了幾萬塊一平米的進城稅所以有資格享受服務，買不起房的人覺得大家都是打工人憑什么自己累了一天還不能準時吃一口熱飯。

即使跳脫出自利的屬性，人們經過理性思考也會發現，就算自己為外賣多花了錢并忍受了更長的配送時間，這筆多出來的收益也不會變成外賣騎手的收入，而是會變成平臺的盈利。

僅依靠市場機制的話，消費者的高尚情操與同情心，最終只能感動自己。

（網友對于餓了么表態的評論）

一切的一切，最終都指向了政府的強力介入。

就像只有迫使平臺將事故率也納入算法中，外賣員的安全健康才能真正得到保障。無論如何，要說服大多數人同意這種介入似乎都需要大量努力。

因為改善基層勞動者收入，保障他們的安全與健康意味著社會運行成本的上升，而這種把人真正當成人的邏輯必定會引起社會關系的劇烈變動。

進步需要共識，進步也需要耐心。

知識的良心與趕時間的人

如邢教授那樣的知識分子在社會進步中所起的作用，在于把一些不為大眾所知的情形揭露出來，讓一些長久以來成為慣例的事物重新接受社會大眾目光的審視。

要讓不同群體與階層的民眾形成共識，首先便是要讓人們互相理解彼此的處境。

對于勞動關系本質的揭露，可以讓每一個人都切身地意識到，即使你每天都坐在高樓大廈里，每個月能比送外賣多掙幾千塊錢，但終其一生也只是處于和外賣騎手相似的困境里。

（《2022年冬，我在臨沂城送外賣》邢斌）

外包制度與算法系統是商業平臺最精巧、也是最殘酷的發明，它們讓無數人陷入自己壓迫自己的無奈境地。

所謂的“靈活用工”，不過是對過去大工廠的巧妙復刻，人在這套系統里同樣只是與土地、資金、市場渠道并列的生產要素，甚至是其中最容易被取代的要素。

我們再也不能捂上眼睛對于一些問題視而不見了，我們需要邢教授這樣的實干家將那些不為大眾熟知的情形書寫出來。

爭論邢教授到底是不是“精英凝視”已經沒有意義，我們更需要追問的是知識的良心對于這個時代意味著什么。

邢教授在采訪中說自己并非是想做嚴肅的調查，而更多是想體驗體驗，“給自己油頭粉面的內心減減肥”。因此我們可以看到網上這篇流傳的文章里邢教授除了描繪自己跑外賣的生活，同時也用文學的方法剖析了自己的內心。

（《2022年冬，我在臨沂城送外賣》邢斌）

帕切科的詩句固然深刻，但不是所有人都有精力、有能力去理解。腰樂隊的主唱劉弢曾經說：“我們為民工，底層的人民寫歌，但現在看來，只有先鋒才聽我們?！?/p>

知識分子的困境無疑在此刻展露無遺，他們書寫苦難，但其成果卻不能直接面向承受苦難的人。

我們理解邢教授跑外賣的初衷是體驗生活、格物致知，但若是他書寫的苦難能夠被更多的人看見并理解，社會改良也就更多了一些希望。當然，這是一項非?？量痰囊?，但為了回應社會上對于邢教授的指責，我們似乎也只能如此向他建議。

（《2022年冬，我在臨沂城送外賣》邢斌）

這并不是說詩歌改變不了社會，恰恰相反，那些最能夠被人們理解并傳誦的詩句，往往擁有超乎尋常的力量。

54歲的快遞員王計兵在今年出版了他的第一部詩集，《趕時間的人》。名字來源于他最廣為流傳的一首詩：

（走紅的中科院博士論文致謝）

吳曉波曾說，很多年后，當我們再度回憶起這段中國經濟崛起史的時候，這些詩句是不應該被遺忘的，它們是大歷史中的一些小配件，也許微不足道，但若缺失，則其他真相，俱為謊言。

邢教授還在體驗別的工種，王計兵還在一邊送快遞一邊寫詩。無論是知識的良心還是趕時間的人，他們都配得上一個更美好的世界。

本文來自微信公眾號：知著網 （ID：covricuc），作者：阿列克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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